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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农村改革40周年喝采
作者:舒城县纪委监委发布时间:2018-12-24 15:25

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,为总结回顾40年来舒城党的建设、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和经验,反映各行各业和各条战线在县委、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,解放思想、实事求是、开拓创新的伟大实践和宝贵经验。舒城县委党史研究室从2018年初开始,面向全县各界人士征集文章100余篇,并从中辑选19篇文章汇编成册。所选文章,记录了作者的所见、所闻、所感或者经历,分析了舒城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响应党的号召、紧密联系实际做出的决策和部署,反映了40年来全县上下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等各方面的巨大变化和丰硕成果,展现全县各地、各行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敢于拼搏、奋发有为的发展历程。

为农村改革40周年喝采

朱忠礼

 

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。最近我到距舒城县城不远的农村姨侄家作客,闲谈中讲到当年包产到户的事。他记忆犹新地说:“包产到户真好,一年就见成效;过年亲友互相敬酒,都为包产到户干杯。”

邓小平设计的中国改革开放,是从农村先做起的。用改革的方法,来冲破多年束缚农民手脚的一整套“左”的条条框框,充分调动起广大农民的积极性。

翻开邓小平文选第三卷,有关农业论述贯穿在29篇著作之中,非常全面、非常精辟。他在《政治上发展民主,经济上实行改革》一文中说:“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做起的,农村改革的内容总的就是搞责任制,抛弃吃大锅饭的办法,调动农民的积极性。为什么要从农村开始呢?因为中国人口有百分之八十在农村,如果不解决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问题,社会就不会是安定的。工业的发展,商业和其他的经济活动,不能建立在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贫困的基础上。”(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17页)

1977年,万里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后,在农村大刀阔斧地进行拨乱反正。是年11月在进行大量农村调查的基础上,制定了《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》,其精神实质都是反“左”破“左”。刚刚恢复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对安徽省委的《规定》给予热情地肯定,在出访巴基斯坦的途中路经四川时,还向时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做了推荐。

邓小平在1980年5月30日《关于农村政策问题》这篇划时代的文献中,明确、深刻地指出:“农村政策放宽以后,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起了包产到户,效果很好,变化很快。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都搞了包产到户,增产幅度很大。‘凤阳花鼓’中的那个县,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,也是一年翻身,改变面貌。”(邓小平文选第二卷315页)

肥西县当时隶属六安地区。中共六安地委坚决执行邓小平指示和省委《规定》,积极推广肥西包产到户的经验。不久,省委将肥西县委书记李尚德调任六安行署专员,以荣升来嘉奖这位包产到户的带头人。

邓小平的智慧迎合了农民内心的渴望,心心相印碰撞出美丽的火花,闪电般地燎原到皖西大地。农民们从长期耐心等待中看到了希望,从贫困中开始朦胧地遐想美好生活的愿景。

舒城县位于江淮之间,巢湖西滨,雨量充沛,气候温和,土地肥沃,人多地少,精耕细作,是久负盛名的鱼米之乡,在江淮之间粮食单产是较早地达到《农业发展纲要》县、区之一,在六安地区推广双季稻最早、面积最大,粮食单产最高。因受人民公社化制度束缚,农民积极性不高,粮食总产老是在6亿市斤左右徘徊,每年除完成国家分配的7300万市斤统购任务外,剩下的人均包括种籽在内才500多市斤。周而复始,粮食总产很难突破7亿市斤封锁线。

1980年9月,县委、县政府根据中央和省、地委加强和完善农业责任制问题的指示,决定先搞试点,取得经验,然后再向面上推广。由于片面地接受1961年推行“责任田”后来受到批判的教训,推行迟缓,较邻县慢了一步。1981年仅有五显人民公社部分生产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,其它地方的一些生产队实行田亩、产量落实到户,各户向生产队和国家缴纳公积金、公益金、管理费、农业税、水费和出售统购粮油。

经过一年多的时间,至1982年春全县57个人民公社、487个生产大队、9108个生产队才全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,承包农户210513户,承包土地670874亩。承包的土地产权:原属人民公社的仍归集体所有;原属国营的仍归全民所有。随着承包的人口变动(死亡、招工、嫁娶、迁入、迁出),承包土地面积也有所增减,多数生产队是一定三年不变。原生产队耕牛、大型农具等集体财产,民主讨论合情处理。承包户所生产的粮食、油料及其它农副产品为各户自得,取消统一分配制度。承包户每年按时缴纳农业税、水费、管理费、集体提留和国家统购、派购的物资。

据《舒城县志》(193年版)记载:1982年全面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前3年,全县生产粮食186898万市斤,年均62229万市斤;后3年(含1982年),全县生产粮食210854万市斤,年均70284万市斤,平均每年增产7985万市斤,增长12.8%。

上述增产数字是可靠的,从《舒城粮食志》(1988年版)记载的收购粮食数字中得到证实:1982年前3年,全县收购统购和超购粮食40858万市斤,平均每年13619万市斤;后3年(含1982年),全县收购统购和超购粮食52372万市斤,平均每年17457万市斤,增长12.8%。这与粮食增产虽是巧合,但不能不使人联想:当时舒城县6亿市斤粮食略有节余,再增产对国家就能多做贡献。

库的粮食,是不是跨县界收购的呢?不是。在计划经济年代,为方便售粮群众,统购粮可跨县界出售,但以售粮票据统计,帐面上划转,是哪个县售的粮,抵哪个县的统购任务。超购粮因与化肥、农药和农用柴油、农用电挂勾,也很少到县外出售;况且,粮、油是独家经营,为确保农民的切身利益和粮、油市场的稳定,管理部门严禁压价限购和抬价抢购。

粮食总量增加,是不是扩大了粮食播种面积、缩小了经济作物播种面积?也不是。以舒城主要经济作物油莱籽为例:1982年前3年,全县播种面积为394902亩,平均每年131630亩;后3年(含1982年),播种面积为570380亩,平均每年190126亩,扩大444%。随之而来的粮食部门收购的油脂(当时国家是以油料折合油脂下达统购任务的)也显著增加:1982年前3年,全县收购油脂196172市斤,后3年(含1982年)收购280622市斤,增长43%。

40年来的改革开放,理论往往走在实践之前,但任何理论,是否正确,能否持续,都要接受民心检验。可以想像:如果改革开放不是先从农村做起,农村这一块哪能首先稳定?如果不是破“左”、为农民松帮,农民体内的热能怎能释放?本文引用的数字仅是舒城县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头3年的成果,但足以说明改革开放的现实效应和历史效应。难怪当时农民就为包产到户干杯。如今,农村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我们更有理由为农村改革喝彩,为农村改革欢呼!

朱忠礼 1935- )舒城县城关镇人。1953年7月参加工作,1954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历任舒城县张母桥区公所文书、西塘乡党委副书记、中共舒城县委宣传部干事、舒城报社编辑、县委秘书、县革命委员会秘书组副组长、县粮食局副局长、局长;1983年后,担任舒城县政府9至11届副县长、常务副县长、县长,5届县政协主席,1996年底退休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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