传承发扬优良作风 | 保守秘密是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

　　保密工作事关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。保守党和国家秘密既是遵守党的纪律规矩的具体体现，也是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。2024年5月1日，新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》开始施行。我们深情回顾毛泽东、周恩来、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身体力行做好保密工作的光辉事迹，对于传承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。

　　坚定理想信念，对党绝对忠诚

　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：“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，坚定理想信念是根本”“衡量干部是否有理想信念，关键看是否对党忠诚”。老一辈革命家在革命战争年代特别是面对敌人的白色恐怖，始终把“保守党的秘密”看得比生命更重要，用实际行动诠释忠诚于党的铮铮誓言。

　　毛泽东同志在秘密创建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之初，便将生死置之度外。1923年，被湖南军阀赵恒惕下令通缉后，他仍然坚决按照中共中央局的指示，开展了一系列更加隐秘的革命活动。无论是赴广州参加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，还是到湖南秘密筹建国民党地方组织，抑或是在上海中央领导机关履行“中央局秘书”职责，始终一心为党、忘我工作。1925年，他和妻子杨开慧回到韶山，深入农友，秘密建立中共韶山党支部，并领导了“平粜阻禁”谷米斗争。军阀赵恒惕闻讯，急电湘潭县团防局“派快兵逮捕毛泽东”。所幸他事先闻讯、化装为郎中，顺利脱险。1927年，毛泽东同志在赶赴铜鼓秘密发动秋收起义的路上，不幸被民团抓住，最终脱险。对这件事，他1936年同美国记者埃德加·斯诺谈话时说，“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……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二百码的地方，我才得到了机会”，死里逃生。毛泽东同志为革命可谓九死一生；而杨开慧等亲人的牺牲，对他无疑都是沉痛的打击。即便这样，毛泽东同志始终坚守理想、坚定信念，在对敌斗争中赢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。

　　邓小平同志早年在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期间遇到“最大的两次危险”。一次发生在1928年4月15日。那天，就在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罗亦农被捕的前一刻，他刚刚离开现场，因而幸免于难。邓小平同志后来回忆说：“我去和罗亦农接头，办完事，我刚从后门出去，前门巡捕就进来了，罗亦农被捕。我出门后看见前门特科一个扮成擦鞋子的同志用手悄悄一指，就知道出事了，就差不到一分钟的时间。”同年还发生了另一次危险。当时，邓小平同志同周恩来、邓颖超夫妇同住一处。中央特科得到内部情报，说巡捕发现了周恩来同志的住处，便立即通知他们搬家。但邓小平同志没能接到通知。当他回家敲门时，巡捕正在搜查。万幸的是，里面有个特科内线，听到敲门声，故意答应了一下。邓小平同志一听声音不对，马上就离开了。对此，他后来不无感慨地说：“那个时候很危险呀！半分钟都差不得！”“我们在上海作秘密工作，非常的艰苦，那是吊起脑袋在干革命。”尽管如此，他始终为党工作、矢志不渝。正如他当初在苏联写下的自传那样，“我来莫的时候，便已打定主意，更坚定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，交给本阶级。从此以后，我愿意绝对地受党的训练，听党的指挥，始终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争斗。”

　　任弼时同志在大革命失败后，执行党的任务时曾两次被捕。面对敌人酷刑，尽管被折磨得死去活来，他始终没有暴露身份。特别是1929年那次被捕，敌人威逼利诱，还施以电刑。当时被捕入狱的周朴农曾经回忆，弼时同志在第一次受刑后对我说：“我们共产党人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，要经得住考验，随时准备用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。”正是在他的教诲和带动下，周朴农始终坚贞不屈，与敌人顽强斗争。生死抉择时刻，他们宁肯牺牲自己，也没有暴露共产党员身份，坚决做到了严守党的机密。

　　严守保密纪律，始终慎之又慎

　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：“我们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，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”“身为党员，铁的纪律就必须执行”。老一辈革命家经过长期斗争实践，深知严守纪律特别是严守党的保密纪律的极端重要性，坚持严字当头、慎密不怠。

　　陈云同志在《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》一文中指出：“一个共产党员坚决地自觉地遵守党的纪律是他的义务。他不仅应该与一切破坏党纪的倾向作斗争，而且要着重与自己的一切破坏党纪的言论行动作斗争，使自己成为遵守党纪的模范。”他同时强调：“每个党员必须高度地提高政治警惕性，严守党的秘密工作的纪律，并且与一切忽视、破坏党的秘密工作的危险倾向作斗争。任何党内的不对外公开的事件，不准任意向党外宣传；任何对其他党员没有必要说出的秘密事件，不准在其他党员中乱说。”

　　邓颖超同志在《一个严格遵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》中披露周恩来同志严守秘密的往事。他们婚后约定并相互提醒：“一定要在任何情况下都严格遵守党的纪律，保守党的机密。”他们认为：“党的纪律对于每一个党员来说都绝无例外。越是负责的党员，越应该以身作则，越应该自觉遵守纪律，严守党的机密。”周恩来同志在紧要关头，尤其守口如瓶。邓颖超同志回忆他去领导南昌起义时记述道：“要离开武汉的时候，在晚饭前后才告诉我，他当晚就要动身去九江。去干啥，呆多久，什么也没有讲。我对保密已成习惯，什么也没有问。当时，大敌当前，大家都满腔仇恨。我们只是在无言中紧紧地握手告别。这次分别后，不知何日相会？在白色恐怖的岁月里，无论是同志间，夫妇间，每次的生离，实意味着死别呀！后来还是看了国民党的报纸，才知道发生了南昌起义。”

　　毛泽东同志曾经题词：“保守机密，慎之又慎。”面对严峻复杂的形势，他对保密工作尤为审慎。皖南事变前，为应对不测，他和朱德、王稼祥1940年12月致电叶挺、项英：“秘密文件必须烧毁，严防袭击。”随后再次电告叶挺、项英：“你们的机密文件电报须一律烧毁，切勿保留片纸只字，以免在通过封锁线时落入敌人手中，你们的密码须由负责人带在自己身上。”淮海战役时，他在给总前委的电报中叮嘱：“此电只发刘陈邓，请小平负责于粟谭至你处开会时，给粟谭二人一阅，阅后焚毁，保守机密。”

　　坚持以身作则，确保秘密安全

　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：“人不率则不从，身不先则不信。”领导干部必须严格要求自己，带头按党章办事，带头遵守党的纪律和规矩，带头管好亲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。老一辈革命家在这方面，坚持以上率下，为我们作出了榜样。

　　刘少奇同志自己严格保守秘密，对身边人员包括秘书、警卫等以及家人也都从严要求，强调绝对保守党和国家机密。秘书吴振英、刘振德曾撰文道，“1953年5月间，刘少奇同志曾专门召集秘书人员开过一次会，向大家提出了三点希望：一是坐得住；二是靠得住；三是不要想个人在这里有什么作为。”其间特别提醒，“你们看的文件多，知道的事情多，这就要求你们保守机密，遵守纪律”。刘少奇同志多次强调：“不该说的不说，不该问的不问，不该看的不看，对谁都是这三句话，包括对我的孩子们也都一样。”一次，刘振德接到重要通知，即向刘少奇同志报告情况。当时在场的还有王光美同志以及一个孩子。刘少奇同志听了，表情瞬时变得很严肃。事后，王光美同志告诉刘振德，有“小耳朵”在场，就不要谈工作上的事情，“少奇同志对家庭成员的保密要求是很严格的，他从不向我讲不该我知道的事情。”

　　在保密方面，陈云同志对家属要求非常严格。在延安时期，他同妻子于若木就达成默契。当时陈云同志担任中央组织部长，于若木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。他们之间谈话，从不涉及单位工作。如遇到有人来家汇报工作，于若木同志总是主动回避。多年后，于若木同志回忆：“窑洞是里外间，领导同志来找他谈话，我没地方呆，只好到院子外面的山坡上呆一会儿。”新中国成立后，陈云同志对家人要求同样严格。他的女儿曾回忆：“大概是1962年或1963年的时候，父亲主管国家经济工作，为了回笼货币，国家实行了高价商品，市场上销售一些高级点心、高级糖和其他高价商品。那年夏天，妈妈买了一床毛巾被，就是高价商品，买完以后还挺高兴的。等到第二天报纸登出来，因为我们国家经济已经恢复到一定水平，可以取消高价商品了，从今天起，所有的商品都降为平价。我母亲就有点抱怨他，怎么不说一声。爸爸说：‘我是主管经济的，这是国家的经济机密，我怎么可以在自己家里随便讲？我要带头遵守党的纪律。’”历经多年革命斗争和工作实践，陈云同志早已经把保守党和国家秘密作为铁律、形成习惯。

　　高山仰止，见贤思齐。新时代新征程上，面对国家安全内涵日益丰富、内外因素错综复杂等新情况，我们要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，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，不断推进保密工作高质量发展。新时代保密工作，关乎党的长期执政地位、关乎国家安全、关乎人民幸福、关乎民族复兴，要强化使命担当，传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，以实际行动履职尽责，努力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、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更多力量。（张建军 作者单位：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）